《立法法》第104条在法律上明确了禁止司法解释造法的立场，这使得对这类司法解释进行处理有法可依。

第179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在此情况下，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实质性地承担起了为法律制定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任务。

针对检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检察解释。提请1999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立法法(草案)》曾规定：凡属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58)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7年12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中国人大》2018年第1期，第10页。①在我国，司法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并未针对《立法法》的上述修改而作出相应调整。

(23) (3)依据国际条约填补法律漏洞 例如，对于出卖人明知标的物在运输途中发生毁损、灭失却隐瞒该事实而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时风险负担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合同法》未予明文规定。例如，1979年《刑法》第127条将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主体限定于工商企业。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律学产生于春秋时代。

这一切都与立法技术不成熟有很大关系，因此，古代律学家对立法方法的重视与总结尤其值得今人学习。[54](P.529-530)虽然中国传统律学提倡的德主刑辅、德本刑用思想与现代法治精神存在些许不一致，但如果将德与法的关系稍作调整，不正符合现代提倡的法治与德治有机统一理念吗？而且，更有借鉴价值的或许是德刑关系背后的整体性法律思维模式。同罪者，此之所犯，即照彼之罪名科之，而犯罪之因则异也。其与弟子，与兄弟之子同。

参见徐道邻著：《徐道邻法政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但在深入探究中国法律史之后，却发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虽说律学之名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且律学很早就获得了官学身份，并且作为一种实践技巧，它一直在人们之间传习，但明确地以律学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在历史上少之又少。

在此前提下，律学对法的本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等法哲学问题都有过较为深刻的阐述。[42](P.10)科同罪者，必曰‘与同罪。只是到了清朝末年变法修律，开始引入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国传统律学才出现了断崖式的衰落，即由最高点一下子跌到最低点，这是世界法学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称道士女冠条将道士、女冠与师主之间的关系比附为伯叔侄关系，将观寺中的部曲、奴婢与上座、观主、监斋之间的关系比附为部曲、奴婢与主之期亲关系：(道士、女冠)若于其师，与伯叔父母同。

笔者的这一观点与大多数法史学者的观点不一致。⑨从总体上看，宋代科举考试非常重视法律。第二个重要修正是：笔者认为，自明至清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第二个上升期，明清律学不只是简单地复兴唐宋律学，而是在唐宋律学的基础上攀上了新高峰。其实，在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律学获得了比唐宋更好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明清时期的律学作品在数量上比唐宋要多得多。

中国古代律学发展轨迹 第一个重要修正是：笔者认为，自魏晋到唐宋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第一个上升期，其顶点应是宋代(更具体地说，应为北宋)而非唐代，理由有二：第一，宋代的律学作品远超唐代。⑦据南宋学者王应麟考证，最早提出例分八字的是北宋时期的范镇：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

中国古人很重视立法问题，汉晋之际的律学家们多次对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最终编纂出了比较完善的法典——《唐律疏议》。如沈家本、程树德认为，中国古代律学战国时最盛，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法家人物与著作，如李悝、商鞅、申不害、处子、慎到、韩非、游棣子，等等[26](P.41)。

如我们可以从张斐的《注律表》中读出魏晋玄学的味道，从宋明的某些律学作品中读出理学的味道，从清代的某些律学作品中读出考据学的味道。或许正是由于自上而下对法律知识的重视，才使得律学在宋代仍在向前发展。这其中就包括了例分八字方法、比附方法以及复杂的分类方法，等等。比如，以经释律是中国律学的一大传统。元丰六年用国子司业朱服，命官在学，如公试律学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太学生能兼习律学，依大理寺官除授，不许用无出身人，及以恩例陈情，生徒受罚者，依学规。加之明清律学作品分工日细，很多律学作品为突出自己的特色，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追求面面俱到。

也就是说，沈家本所说的法学比本文所说的律学范围要广，但同时又包含了律学，故本文将沈家本所说的法学发展轨迹等同为律学发展的轨迹。有了桁条还不够，还需要铺设椽子，只有依靠众多的椽子才能把更细小的建筑材料串联起来，以准皆各四字即起到了椽子的作用。

⑩除了刚提及的清代辑注作品在注律的精密性方面略胜明代同类作品以外，清代的法律歌诀也比明代发展得更为完善。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

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其后，宋孝宗、理宗、度宗等都曾申严试刑法之法。

无论是西方的法律智慧，还是中国古代的法律经验，对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文化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除数量因素外，明清时期的律学作品在质量上也远超前代，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性特点的律学作品，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参见怀效锋：《中国律学丛刊》总序，载王明德撰：《读律佩觿》，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转引自马建石、杨育堂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到了清代，这种专门化趋势更加明显。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其中既有对律学的总体性研究，如怀效锋的中国传统律学述要[2]，胡旭晟、罗昶的试论中国律学传统[3]，师棠的律学衰因及其传统评价[4]，何敏的传统注释律学发展成因探析[5]等等。除了律学的精神与思维模式可供借鉴外，中国古代律学家们在法律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律学方法在今天仍然可资利用。

再如，中国传统律学中长期存在的(或普遍存在于律学家之间)惟上不惟法的倾向在后代贻害无穷，律学家杜周的故事(15)在历史上一再重演，反映了中国传统律学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一、律学不仅是解释法律的学问，而且是创制律典的学问 什么是律学？这是所有律学研究者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学者们给出的答案可谓大同小异。

前述的汉晋律学家们对法律大类进行重新划分的活动即属于架设大梁的活动。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律学研究仍非常萧条，研究律学的文章只有寥寥十余篇。……余叹其诠释详明，尤严轻重出入之界限，为能曲体圣人好生之意。皆各的作用则是对法律后果进行类型化处理，如此才能做到相同(或相似)的行为相同(或相似)处理。

每一类别都有自己的优长，这是律学研究转向深入的标志。它的研究对象是业已颁布的现行法，主要采用注释诠解的经学方法，目的在于将制定法更加妥贴地适用于实践。

这些刀笔吏基于实用的需要，提倡对法律进行简明的注释，抛弃了繁琐的经学论证方法，以致我们难以从这些律学作品中窥见经学的影子。[24](P.284)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律学家不仅关心法律适用问题，而且关心立法问题，他们在法律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独特的法律解释方法与立法方法，因此，中国传统律学不仅是一种释律的学问，而且是一种制律、用律的学问。

其次，需要搭建房屋的框架，这一框架主要由大梁桁条椽子等组成。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